“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這副對仗工整、大氣磅礴的對聯，出自80多年前的川陜革命根據地，是當年翻天覆地、如火如荼斗爭情景的生動寫照。川陜根據地，背靠巴山南麓，俯視川東盆地，地勢險要，兵強馬壯，遠在數千里之外的中央根據地的毛澤東盛贊：川陜根據地“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梁”，“在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偉大戰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

進軍川北開新局

1932年10月，由于未能打破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經鄂北、豫西西進，于12月翻越風雪彌漫的大巴山，進軍川北。至1933年2月，紅軍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三座縣城及其周圍的大部分地區，開辟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陜根據地。

川陜根據地的成功開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充分利用了敵人營壘內部的矛盾。四川境內數股軍閥勢力，矛盾重重，連年混戰，互爭雄長；他們與蔣介石中央政府之間也存在著矛盾，生怕蔣介石借“追剿”紅軍之機吞并他們的軍隊和地盤，硬是不讓蔣介石入川幫忙。紅四方面軍順利入川，正是充分利用了這兩種矛盾。二是紅四方面軍是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開創根據地，建立落腳點，離不開槍桿子；有了堅強的革命武裝力量，才能殲敵制勝，打開戰局。經過極其艱難的西征轉戰，紅四方面軍雖僅保存了1.4萬余人槍，但斗志旺盛、機動靈活，是連續打垮當面之敵的根本保障。三是川北的自然條件和群眾基礎非常好，是天然的用兵、養兵之地。這里山川縱橫，險峰交錯，路隘林深，易守難攻。這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這里的群眾受到極其殘酷的壓迫剝削，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發動。戰斗在當地的川東游擊軍、陜南游擊隊等地方武裝，對紅四方面軍進軍川北，起了配合、支援的重要作用。總之，紅四方面軍能夠結束西征轉戰，開辟川陜根據地，開創新局面，是主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紅軍解放通南巴后，乘川軍反攻部署尚未就緒之機，展開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各項工作。徐向前元帥在回憶錄中列舉了十一樁大事：1.分兵發動群眾；2.開倉分糧，平分土地；3.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4.建立紅色政權；5.建立群眾組織；6.戒絕鴉片煙；7.組織任瑋璋部起義；8.肅清反動分子；9.打擊和瓦解土匪隊伍；10.發展陜南游擊戰爭；11.擴大紅軍和建立地方武裝。

這一系列工作的重要一環，就是發動群眾。紅軍大都出身農民，到了川北老鄉家里，不論什么臟活累活都干，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軍隊同老百姓之間的界限，短時間內使廣大群眾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紅軍發動群眾的基本武器。農民分得他們祖祖輩輩夢想的土地及耕牛、房屋、山林，結束了背井離鄉、逃荒要飯的苦難歲月，開始了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由此，他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掀起了支援紅軍，加緊春耕生產，“不讓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設根據地的熱潮。實踐證明，紅軍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不僅能在川陜邊界立足，而且能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來。

創新戰法制強敵

土地革命戰爭的基本態勢是敵強我弱。強大的國民黨軍擁有戰略進攻的主動權，弱小的紅軍在戰略總體上處于防御地位。面對兵力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的進攻，紅軍要取得勝利，必須堅持積極防御方針，主動實施戰略退卻，適時轉入戰略反攻，遂行有利的戰役決戰。

1933年2月中旬至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采取“收緊陣地”、待機反攻的方針，歷時4個月，粉碎了四倍于己的四川國民黨軍的三路圍攻，共斃傷俘敵2.4萬余人，繳長短槍8000余支、機槍200余挺、迫擊炮50余門。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紅四方面軍歷經10個月艱苦作戰，粉碎了川軍“空全省之兵力”而進行的兇猛異常的“六路圍攻”，共斃傷俘敵8萬余人，繳獲各種槍3萬余支，炮100余門，擊落敵機1架。被紅軍打得焦頭爛額的四川軍閥，陷入一片混亂，呈一蹶不振之勢。

紅四方面軍在川陜革命根據地開展的軍事斗爭，不同于以往的戰法。在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面軍的作戰先是小規模的分散游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襲敵擾敵，后發展為大規模的運動戰，實行遠距離的奔襲、奇襲，圍點打援，聲東擊西，“飄忽”制敵。而在川陜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則是以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紅四方面軍所以采取這種打法來實施必要的戰略退卻，實質上就是充分利用根據地內山險路隘的特殊地形，以少數的兵力，劣勢的裝備，與優勢的敵軍“磨蹭”，經過一個逐步消耗敵人的階段，使他們戰線拉長，孤軍深入，進退失據，而后實施反攻，一舉粉碎其圍攻。這一作戰方針，體現在兵力的使用上，也不再是一貫的集中兵力，而是適應川北的地形條件，首先實行“分兵把口”，獨當一面，以必要的分散，達到消耗和疲勞敵人的目的，然后在收緊陣地過程中逐步達到兵力的高度集中，從而轉入反攻制敵。

紅軍反“圍剿”，主要靠積極防御，但并不拒絕有利條件下的主動進攻。當敵處于戰略防御時，紅軍通常以主力遂行外線的進攻作戰，求殲敵之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根據地。1933年8月至10月，乘川軍新的圍攻尚未就緒之機，紅四方面軍主動出擊，先后進行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殲敵近2萬人，繳獲長短槍近1.2萬支和大批軍用物資，奪取了南部縣境內的大片井鹽產區，解決了根據地當時缺乏食鹽的嚴重困難，對打破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7月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的曾中生，及時總結經驗，針對川軍這個新對手和四川的山地特點，寫就《與川軍作戰要點》一文，強調因地制宜，利用地形，供部隊學習作戰。不久，他遭受張國燾打擊報復，被免職關押。盡管失去了自由，他仍心系紅軍作戰，奮筆寫下《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一書。這篇論著，“是一篇滲透著軍事辯證法的重要文獻，對紅四方面軍的作戰經驗作了深刻總結，使之在系統化、理論化方面，向前大大邁進了一步。”該書由西北軍委會印發紅四方面軍全軍干部，人手一冊，成為提高軍事理論水平的基本教材。

擴編整軍迎高峰

紅軍是根據地的支柱，根據地則是紅軍發展、壯大的基礎。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時曾發展到4萬余人。此后，由于在第四次反“圍剿”和西征中遭受嚴重損失，紅四方面軍在入川時僅剩1.4萬余人，是紅四方面軍成立以來力量最薄弱的時期。隨著川陜根據地的開辟、鞏固和擴大，紅四方面軍迅速擴編整軍，進入了大發展時期。

反三路圍攻的勝利，使川陜根據地得到鞏固，面積擴大到近3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00余萬。根據地內各級蘇維埃政府普遍建立，土地革命深入進行。廣大群眾積極參加紅軍，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紅四方面軍得到了迅猛發展。1933年7月上旬，紅四方面軍以原有的第10師、第12師、第11師、第73師為基礎，依次擴編為第4軍、第9軍、第30軍、第31軍。各軍的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來各師的領導機構為基礎建立起來。此外，各軍還直轄有醫院、修械所、擔架營及一個包括偵察、通信、警衛、工兵等分隊的特務營和一個迫擊炮連。整個紅四方面軍達到4萬余人。這次擴編，采取由地方武裝、赤衛隊向主力紅軍升級為主的辦法，每師充實部分地方武裝，既較好地保證了擴兵的質量，也便于以老帶新，迅速提高戰斗力。部隊擴編完畢，各就各位，便轉入為期3個月的軍政訓練。這是紅四方面軍自1931年11月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練兵運動，經過整訓，紅軍兵強馬壯，根據地面貌一新。

迅猛的擴軍，使得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十分年輕。軍師兩級干部二十來歲的占絕大多數，團以下的干部雖然年歲不大，但來自工農，來自基層，來自槍林彈雨，具備比較豐富的實戰、訓練、帶兵經驗，而且富有為工農階級的解放而戰的奮斗精神，不畏艱險，不懼犧牲，生龍活虎，一往無前。

三次進攻戰役勝利后，川陜根據地進一步擴大，總面積達4.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500萬，擁有通江、南江、巴中、儀隴、營山、宣漢、達縣、萬源8座縣城，建立了20個縣市的革命政權。由此，形成川陜根據地的鼎盛局面。在作戰勝利和根據地發展的鼓舞下，廣大群眾更加踴躍參加紅軍。到1933年10月底，紅四方面軍各軍除第31軍尚缺一個團外，均按照三三制的編制補齊，共計有12個師，35個團，約7萬人。宣達戰役勝利后，川陜根據地和川東游擊區連成一片，1萬余人的川東游擊軍編入紅四方面軍。至此，紅四方面軍發展到5個軍8萬余人。此外，川陜根據地地方武裝除補充主力紅軍外，尚有1.5萬余人，赤衛軍、少先隊等群眾武裝達數十萬人。經過戰火的鍛煉，根據地軍民作戰經驗更加豐富，革命熱情空前高漲，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紅四方面軍為了向四川、甘肅邊界發展，于1935年3月底至4月21日進行了嘉陵江戰役，殲滅國民黨軍1萬余人，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縱橫二三百里的廣大新區，造成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在戰役期間，張國燾悲觀估計川陜根據地和整個革命形勢，看不到堅持川陜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對于策應中央紅軍的重大作用，認為尾追中央紅軍的蔣介石嫡系軍隊很快會進入四川，紅軍將招架不住，不如主動撤走，遂命令紅四方面軍后方部隊和川陜根據地黨政機關及地方武裝全部撤出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轉移。至4月下旬，川軍占領了嘉陵江東岸地區并封鎖了嘉陵江。經過兩年多艱苦奮斗創建的川陜根據地，就這樣在紅軍接連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被張國燾白白葬送了。

川陜根據地的創建，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特別是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版圖擴大到中國西部，喚醒川陜邊勞苦大眾投身土地革命的洪流，空前壯大了紅四方面軍，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發展蓄積了走向勝利的巨大能量。

（執筆人：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王建強）

《 人民日報 》（ 2021年06月17日 第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