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方知奮斗樂，何須人間覓坦途。”1958年隨交通大學留在上海的學生內遷西安后，一沒經費，二缺設備，汪應洛組織師生常駐工廠，日夜跟班進行勞動調研，他帶領團隊在蘭州化肥廠探索出的優化工藝，于1970年在全國推廣實施。

　　80多歲時，他仍在“和時間賽跑”，奮斗在管理學科的最前沿，2015年，他被授予復旦管理學終身成就獎。在致辭中，85歲的汪應洛鏗鏘有力地說道：“我將用我的余生，更加努力地來實現我們的中國夢。”

　　同為“西遷”教授，與汪應洛結交近70年，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懷祖從不與汪應洛稱兄道弟。“他從不搞小圈子，也從不拉拉扯扯，除了工作需要，他從不組織私人飯局。”李懷祖說。

　　汪應洛是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也是中國管理學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今年7月，他在秦嶺下的古城西安走完了人生旅程。生病期間，探視者多到病房里坐不下。

　　1930年出生于長江邊的名城蕪湖，汪應洛的一生既有萬里長江一般的疏闊、浩蕩，也有秦嶺高山一般的雄邁、偉岸。“蹲牛棚”沒有打倒他，數次大病也沒有擊垮他，哪怕下半身完全癱瘓后，汪應洛仍然每天堅持鍛煉，堅持工作。憑借千磨萬擊還堅勁的斗志和強烈的使命感，他將一度邊緣化的中國管理學從“一息火種”壯大成“參天大樹”。在70余年科研生涯中，汪應洛主持完成了“三峽論證”等十余項國家重大項目研究。

　　他的一生，是為國獻智、丹心報國的一生。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盧建軍說，汪應洛是科技戰線的功臣、民族振興的脊梁，“俾后人傳承前賢篳路藍縷的創業勇氣、魄力和為國家、人民舍身奮斗的奉獻精神。這就是中國前進的路。”

　　在管理學科最前沿畢其一生

　　1969年寒冬時節，因戰備需要，西安交通大學千余名師生被臨時疏散至陜西省寶雞市岐山縣的五丈原農村。作為學校機械制造系副主任、時年39歲的汪應洛，先期到達后將師生們的住宿逐一安排妥當，最后將一間沒有門栓的農家小柴房留給了自己、妻子和兩個孩子。

　　“寒風能直接灌進屋子里，晚上凍得睡不著。”汪應洛的妻子張嫻如回憶說。生活艱苦，環境惡劣，大量體力勞動之余，汪應洛仍忙著學習，做研究。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找農民促膝談心——他想辦法多了解農村社會，為管理學的研究積累第一手資料。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許多大學陸續取消了管理教育，管理科學僅在西安交通大學等少數高校中留下“零星的火種”，一度陷入“公眾不認識，社會不承認，政府不支持”的艱難處境。而汪應洛是為中國管理學保育“火種”的人。

　　作為我國管理學的第一位研究生，20世紀50年代初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汪應洛“從不參加舞會”，節假日仍在學習，用一年時間學會了俄語，并在蘇聯專家指導下撰寫了新中國第一部管理學學術著作《企業組織與計劃》，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的基本理論，對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管理人才的緊急培養發揮了良好作用。

　　“逆境方知奮斗樂，何須人間覓坦途。”1958年隨交通大學留在上海的學生內遷西安后，一沒經費，二缺設備，汪應洛組織師生常駐工廠，日夜跟班勞動調研；“文革”開始后，他一度“靠邊站”，受沖擊“蹲牛棚”，但仍在拉板車、扛麻袋之余堅持做研究——他帶領團隊在蘭州化肥廠探索出的優化工藝，于1970年在全國推廣實施。

　　改革開放大潮下，全國急需大批專業管理人才。

　　1978年，錢學森等公開發表名為《組織管理技術——系統工程》的文章，為管理學正名。汪應洛敏銳地意識到發展管理教育的“春天”來了，他聯絡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天津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工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原大連工學院）等五所高校，在西安開會研討發展我國管理教育的思路和措施，并決定在這些學校率先成立系統工程研究所。

　　“會議在西安交大行政樓的312室舉行，我擔任了會議秘書。”李懷祖教授回憶說，“汪應洛以成立系統工程研究所的名義，把之前散落的管理專業人員又重新聚攏了起來，在人財物俱缺，很多人并不看好的情況下，率先扛起了重建中國管理教育與研究大旗，拉開了國內大力發展管理教育的帷幕。”

　　這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為此后各個大學開設管理學科、成立管理學院起到了垂范作用。此后，汪應洛培養了我國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最早在國內開辦MBA、EMBA教育，創建我國工業工程教育體系，推動管理學成為全國學術界第12個學科門類……在大量奠基性工作中，他立足我國國情，服務國家大局，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學學科體系。

　　《戰略決策》《系統工程》《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與中國的實踐》……汪應洛一生出版了20余部著作，很多都是管理學類專業學生的必備教材。80多歲時，他仍在“和時間賽跑”，奮斗在管理學科的最前沿。2015年，85歲的汪應洛被授予復旦管理學終身成就獎，在致辭中他說，“我將用我的余生，更加努力地來實現我們的中國夢。”

　　為國家民族忙到忘我無我

　　在汪應洛去世9天后的7月20日，他的妻子張嫻如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如何評價丈夫的一生？張嫻如動情而樸實的講述中，總離不開一個“忙”字。汪應洛究竟忙到什么程度？

　　“20世紀80年代初，我母親在上海病危。當時，老汪在山西忙工作，女兒正面臨高考，我打電話希望他趕緊回來，方便我回上海送老人一程。”張嫻如說，“等了好多天，沒等來老汪，只盼來他托人捎回的一句話‘但愿老人家早日恢復健康’。最終我也沒能回去。”

　　彼時，汪應洛正在主持研究山西重化工能源基地發展戰略，“能源規劃涉及的矛盾復雜、集中，老汪常常上礦山、下煤井搜集數據，春節都回不來。”張嫻如回憶，“作為女兒我有遺憾；但作為妻子我完全能理解。在我們看來，國事就是比家事重要。”

　　“每天工作‘白+黑’，每周工作‘5+2’；經常大會套小會，在車上吃點工作餐；即便在外出差，也要把行程排滿，不浪費哪怕一分鐘時間。”這是很多同行、學生眼中的汪應洛。在70余年科研生涯中，汪應洛以旺盛的事業心和強烈的使命感，先后主持完成了“三峽論證”等十余項國家重大項目研究。

　　“我是新中國培養出的第一批大學生，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我深刻體會到科學管理乃治國之道。”汪應洛曾如是說。1982年，他受原國家教委委托，提出并建立了全國教育規劃模型，編制了全國和省（區）級應用軟件；1983年，他協助組織全國80個部委和單位研究制定了全國人才規劃，并于1985年建立了全國人才數據庫。

　　20世紀90年代初，圍繞三峽工程的壩高論證，各方意見爭論激烈，汪應洛當時是三峽工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專家組成員，主要研究三峽工程綜合評價和決策分析。經過系統分析，綜合各種因素，他所負責的研究組提出的壩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議方案，最終被工程采用。

　　汪應洛是國內首先將系統工程、管理工程和工業工程融會貫通，形成了特色決策理論和決策方法的專家學者，其核心思想是立足國家需求，強調用系統工程整體優化方案解決重大工程和戰略決策問題。2003年73歲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后，他沒有躺在“功勞簿”上度晚年，克服疾病帶來的種種不便，依然為國家需求而忙碌。他曾說，當選院士后是一生中最富有激情的日子。

　　三峽工程完工后，工程的科學評估顯得尤為重要，汪應洛又一次挑起了重擔。自2008年起，他帶領郭菊娥等課題組成員，一邊在瀚如煙海的數據、文獻、歷史資料中埋頭研究，一邊奔波在北京、武漢、三峽庫區等地，探現場，訪移民，進行艱巨而復雜的調研論證，最終成功將這一百年工程的豐功偉績展示給了世人。

　　“當時，我們人人都是‘空中飛人’，汪老師是飛得最多、精力最旺盛的那個人。”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菊娥回憶說，“調研途中，之前突發腦溢血留下了腿腳不便的后遺癥，他仍跟著我們爬上爬下，不放過一個重要細節。”

　　在很多學生眼中，汪應洛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和銳意進取的勇氣。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前瞻性地著文建議開拓現代絲綢之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1995年他提出了基于計算機智能化的戰略決策方法和支持工具。他也是我國最早研究和提出治理環境問題戰略的學者之一。進入耄耋之年后，汪應洛仍忙著研究大數據應用、智能城市建設和我國服務型制造業發展戰略等社會重大需求領域。

　　“面對信息化時代、大數據時代，我們要創新發展，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既能夠把握發展的戰略機遇，又能夠腳踏實地為國家的重大需求開展科研工作。”84歲高齡時，汪應洛如此說道。

　　堅守大西北 終老于教育

　　60多年前的中華大地上，一場名聞中國教育史的西遷征程于上海黃浦江畔“揚帆起航”——數千名交通大學師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支援西部建設，陸續分批內遷西安。在星夜兼程的西遷熱血青年中，就有汪應洛和李懷祖的身影。與諸多西遷教師一樣，他們在大西北一扎根，就是一輩子。

　　在上海時，李懷祖與汪應洛同在一個教研室；同年“西遷”后，兩人又一起做研究，搭班子，共事超過一個甲子。當記者用“好兄弟”來形容兩人的友誼時，李懷祖連連擺手表示不認可。“我們就是簡單的同事關系，不能稱兄道弟。”他強調說，“老汪一輩子潛心做科研，不搞小圈子，也從不拉拉扯扯。”

　　“即便在他家開會，一說完工作，汪老師就立刻站起來，準備忙下一件事，我們就知道該走了。”采訪中，很多學生眼中的汪應洛是“除了工作需要外，從不組織私人飯局”的人。就是這樣一個“平時話不多，不喜歡侃大山，也不刻意經營私人關系”的汪應洛，卻有著令妻子張嫻如驚詫的“好人緣”。

　　1994年，汪應洛在北京出差期間，突發腦溢血住院治療，一度半邊肢體失去知覺。“當時我沒有通知在外地的兩個兒女。”張嫻如說。“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我擔心一個人忙不過來。”令她意外的是，前來探視的人多到病房里坐不下。汪應洛在北京的一些學生，堅持每天到醫院送飯、喂飯；從外地飛來的學生則忙著給汪應洛按摩腿腳甚至端屎接尿。

　　“我父親有很強的包容心”，兒子汪時奇說，“他說過，每個人都有長處，把這些長處匯聚起來，就能為國家建設、發展出一份力。”

　　在很多國家重大項目課題中，汪應洛常常讓學生擔任匯報人，自己坐在下面邊聽邊完善修改意見。學生席酉民上學期間就被他先后舉薦到原國家科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參與了南海油田開發等國家重大項目研究。“我出身在陜南農村，年紀輕輕就能從國家級平臺開始學術研究，這完全得益于汪老師。他是真正的大家。”如今已是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的席酉民說。

　　“我這一輩子最鐘情的是科研教育事業……一邊搞科研，一邊帶學生，這條路我走著心里很踏實。能為國家多培養些人才，看著他們在各自領域發揮作用，我感到非常欣慰。”在把一代又一代學生推向廣闊天地的同時，汪應洛依舊堅守在大西北，他說自己的處世哲學是“寬容待人，淡泊心態”。

　　“我曾有多次機會調回上海，或者到中央部委工作，但是，我最后決定還是留在西安交通大學，立志終生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為祖國培養優秀的管理人才。”在執教60周年感言中，汪應洛衷心感謝黨對自己的培養，正如1952年他在入黨志愿書中所寫：“我堅決要放棄個人利益……爭取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去世前一個月，我去探望時他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但依然在談工作，關心的還是國家和社會發展。他一生情系家國。”席酉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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