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石鉞裝柄時的捆綁及防滑加工痕。 鄧 聰供圖

二里頭植物考古的谷物。 劉 昶供圖

二里頭的綠松石微痕研究，放大后顯示的磨痕。 鄧 聰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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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的復雜化和生業技術的多樣化保障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促進和推動了中原地區社會發展進程。

交通工具的發展，拓展了王國經略的地域范圍，加強了內部的政治經濟聯系，也為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

外來物種、技術與知識等生產力要素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本土化之后，在中原地區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對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獻研究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有機結合起來，綜合把握物質、精神和社會關系形態等因素，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歷程。”

中華文明探源，需要堅持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科技考古大有可為。“中華文明探源”第五階段研究自2020年開始，將持續到2024年，目前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8個課題中，有4個以科技考古為主導。這些課題為研究牛河梁、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頭等關鍵遺址，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等關鍵地域，距今5500—3500年間關鍵時段的文明起源與演進路徑，提供了支撐。

農業經濟的復雜化推動了中原地區社會發展

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對人類社會進行審視，生業經濟的變革、技術水平的提升，不僅為人類生存、社會發展提供更豐富的資源，還對文化演進與社會變遷產生顯著影響。

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穩定同位素等相關科技考古研究綜合表明，距今5500年前后，黃河、長江等區域已經分別形成了“谷豕是饗”“飯稻羹魚”為主要特點的農業社會，這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距今4500—3800年，中原地區率先實現了農業生產的復雜化，發展出包括粟、黍、稻、麥、豆在內的“五谷豐登”式谷物耕作方式和包括豬、狗、牛、羊在內的多品種家畜飼養業。

農業經濟的復雜化和生業技術的多樣化，保障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促進和推動了中原地區社會發展進程。

公元前兩千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早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階段，也是農業起源以來東亞地區生業與技術變革最為劇烈的時期。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后，包括中原地區在內的中國北方經歷了氣候干冷且洪水災害頻發的氣候突變期。也正是這一時期，東西方文化頻繁互動，西亞與近東馴化的麥類作物、黃牛和綿羊，與冶金術等知識技術一起，在黃河流域廣為傳播。為了適應多變的氣候條件，人們在傳統粟作農業的基礎上，快速推廣麥類作物的種植以及黃牛、綿羊的飼養。

二里頭文化與夏代的存續時間、分布范圍高度吻合。偃師二里頭、伊川南寨、登封南洼等遺址研究結果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繼承并發展了龍山晚期農業經濟復雜化的趨勢。雖然生計方式本身似乎并沒有質的飛躍，但從黃牛遺骸的數量比例和飼養方式來看，二里頭先民顯然更重視對黃牛的飼養。根據二里頭發掘報告公布的數據，遺址內2歲以下黃牛的比例僅為44%，相當多的黃牛在成年之后才被宰殺，一些黃牛肢骨上還發現了可能因勞役而產生的病變。與此同時，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發現了雙輪車的車轍。這些現象表明，二里頭先民對養牛業重視程度的提升，極有可能與黃牛使役、用于交通運輸有關。

牛馬畜力的研究反映了交通與手工業的充分發展

二里頭及相關遺址60余年來的發掘與研究揭示出的宮室建筑、墓葬形制、青銅制品、綠松石器、牙璋等遺存，彰顯了王朝氣象。由于地域資源的限制，二里頭遺址手工業生產需要的金屬礦料、綠松石等原材料皆有復雜的流通網絡。都城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資源體量更加龐大、種類更加復雜，至少部分資源需要從二里頭控制和影響的其他地區調配。考古學家進行的碳、氮、氫、氧、鍶同位素研究揭示，二里頭遺址存在較高比例外來的豬、牛與羊。由此可見，當時的二里頭，已經實現了生業資源較大范圍的跨地域流通，臨河而居，舟楫堪用。而江河之外，黃牛的飼養與畜力開發，可能提高了物資由小村落向聚落中心匯集的效率，是交通的有效補充。

商王朝持續500多年，先后數次遷都，安陽殷墟代表了商文明最后的輝煌。商人在二里頭文化的基礎上，完成了黃河中下游及鄰近地區文化的整合和社會結構的重組，其文化影響力還遠播長江以南。商人同樣面臨資源流通問題。生活在鄭州二里崗、安陽殷墟等王都的管理階層、手工業者和普通居民，日常所需的生業資源、維護統治需要的宗教資源和軍事資源，尤其是大量的糧食、家畜、工具、礦產等，均非都邑本身所能支撐。殷墟遺址出土的動物考古資料恰恰能夠提供這方面的證明。

遺址出土了數十卡車的黃牛遺骸，有些黃牛趾骨上可觀察到明顯的與長期使役有關的病變。這也是當時畜力開發的充分證據。晚商時期，馬和馬車出現于殷墟，這意味著商王朝信息傳播和物資流通能力的提升。此時，馬車形制較多，除了戰車以外，還有田車、乘車和貨車。

交通工具的發展，幫助管理者有效地管控生業、礦產等重要資源的再分配，也使得聚落之間的信息交流、物資流通與人群遷移更加通暢，拓展了王國經略的地域范圍，加強了內部的政治經濟聯系，也為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

中原地區持續繁榮的農業經濟，為中華文明由多元邁向一體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一過程中，以麥類作物、牛羊馬等馴化物種、青銅和馬車等知識技術為代表的外來生產力要素，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技術與知識是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本土化之后，才在中原地區社會發展中發揮出更大作用。

不同技術體系之間“撞擊”與“融合”的過程，也是中原地區文化傳統、思想觀念發生化學變化的過程。二里頭先民將冶銅技術與文化系統相結合，建立了以禮器和兵器為主的中國青銅器的基本架構。禹州瓦店、二里頭、殷墟等遺址的科技考古研究還發現，龍山晚期黃牛傳入之后，先民用粟作農業副產品飼養黃牛，不斷提升黃牛對粟作農業的依賴。

研究表明，建立在農業經濟復雜化、牛馬畜力開發、青銅技術等基礎上的生業經濟繁榮和交通技術、手工業技術發展，支撐了夏商時期廣域王權國家的誕生與快速發展。我們將進一步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多方位的科技考古，為進一步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等重大問題提供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3年01月07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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